归侨赤子沈尔七

作者简介：

江月，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沈尔七肖像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广大华侨毁家纾难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以各种方式融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侨居菲律宾的沈尔七便是其中一位。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毅然组织由海外侨胞组成的抗日义勇队回国参加抗战，用青春与热血谱写了赤诚爱国的生命赞歌。

海外救国  崭露头角

沈尔七原名沈庆炬，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1930年春，17岁的沈尔七远离家门，到马尼拉跟父亲谋生。他先在一家华侨布店当店员，后又替两家华侨小商店记账。他白天处理账务，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青工俱乐部”的活动。由于表现积极，不久被选为“青工俱乐部”的执行委员。

出生于贫侨家庭，从小就过着困苦的生活，促使沈尔七在童年就有反对压迫剥削的意识。此时，旅菲华侨职工的工人运动已有较大规模的开展，沈尔七很快接受进步思潮的影响。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旅居菲律宾的广大华侨义愤填膺，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血气方刚的沈尔七投身其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沈尔七积极热情，很快在斗争实践中崭露头角，被推选为总工会执委兼组织部长，负责在华侨职工中筹建印务、藤器、家器工会等群团组织，其中“菲律宾华侨家器工人联合会”的人数最多，有着很大影响力。沈尔七以坚定、勇敢的斗争精神，多次组织领导工人的罢工运动，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日本侵略者在华凶横直进，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身居异国他乡的沈尔七时刻记怀着祖国的安危。1934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呼吁全国同胞武装自卫，驱逐日寇。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进一步号召海内外同胞奋起救国。旅菲广大爱国华侨在许立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决定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沈尔七对此极力赞成，并受命主要负责筹组工作。经沈尔七等人的努力，1936年初民武分会宣告成立，各界侨胞参加者达数百人，成为抗战爆发前旅菲华侨中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并出版会刊《民族战斗》作为宣传阵地。沈尔七出任民武分会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经常带领会员深入华侨社团、学校，发传单、作演讲，鼓励广大侨胞捐钱献物，以各种形式声援和支持祖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民武分会的成立，有力打开了旅菲华侨救国事业的新局面。尤其是在当时国民党驻菲总支部执行南京当局“不抵抗”政策，甚至压制抗日活动的情况下，民武分会高举抗日大旗，积极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意义，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活动，对促进华侨爱国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切实的推动作用。作为民武分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沈尔七有着一份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劳。

勇赴国难  修书明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沈尔七在侨界大声疾呼：“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无论国内同胞、海外侨胞，俱是炎黄子孙，皆应担负救国重任。”他领导的华侨团体立即发起了一场组织慰问团、义勇队回国抗日的运动，菲律宾的热血华侨青年纷纷请缨回国参战。为能早日奔赴抗日前线，沈尔七毅然承担起组队回国的光荣使命。

从发动报名到集中学习训练，从思想政治教育到初步的军事操练，从筹措资金到办理回国手续，沈尔七与林汉民密切合作，有条不紊地带领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训练，民武分会从来自菲岛各地的60多名华侨青年中精选28名，组成“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先期回国。义勇队中有粤籍华侨6人，闽籍华侨22人，戴血民为队长，余志坚为副队长，郑映明为政治宣传员，沈尔七以民武分会代表的身份任总领队。1938年1月18日，义勇队肩负着菲律宾侨胞拯救华夏、抗敌报国的重托，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义勇队回国抗战的新闻。

沈尔七给母亲的家书

1月20日，义勇队乘“江苏号”轮船从马尼拉启程，于22日抵达福建厦门。这是沈尔七第一次回国参战。义勇队原计划回国后即开赴莆田，与中共领导的闽中游击队汇合，挺进江南抗日前线。但是，此时闽中游击队已编为八十师特务大队开至泉州，义勇队北上抗日计划的第一步也就无法实现，被迫羁留于厦门。厦门国民党当局也屡屡阻挠，企图“收编”这支队伍。义勇队遂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乡工作团”，于同月26日印发《告祖国各界同胞书》，明确表示：“我们全体队员在未加入祖国抗日武装队伍，奔赴前线与日寇直接血战以前，决定先回到我们的故乡闽南一带，去报告菲岛侨胞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宣传和鼓动同胞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最伟大的力量……来粉碎日寇进攻我们福建和整个中国的野心……我们无限恳切地要求党、政、军当局与各界同胞指导和赞助我们，使我们顺利地完成我们回国的任务。”

1938年初，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等游击队，奉命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工作团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阻碍，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从漳州乘汽车，于2月到达二支队司令部驻地附近的白土镇，受到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的热情接待。

其时，新四军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正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根据新四军方面的意见，菲律宾华侨义勇队改称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被任命为团长。从此，新四军中增添了第一支爱国华侨力量。这些团员初到部队，都是西装革履，领带凉帽，言谈举止多带异国风味。如今，沈尔七团长头一个脱掉皮鞋，换上草鞋，着一身新四军军服。不久，新四军第二支队从白土镇出发，奔赴江南抗日前线。

部队踏上了征程。意气风发的服务团沿途不断进行抗日宣传。沈尔七一会儿打拍子指挥合唱，一会儿戴着破礼帽扮演汉奸，一会儿又吹起口琴为演员们伴奏，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演出热情风趣，逗得观众笑声不绝。他们热爱祖国的拳拳之心感染了沿途的群众。一些青年看完他们的演出后，当场报名参了军。

尽管热情高涨，行军对于侨胞们来说还是一个大难题，很多同志脚底打满了水泡。沈尔七帮助大家背枪背包，跑前跑后进行鼓劲。从白土镇到赣州，徒步行军几百公里，服务团无一人掉队。在吉安总结时，全团一致评选沈尔七为“模范军人”。4月中旬，服务团随二支队抵达皖南，叶挺、项英等军首长亲切接见了这批爱国侨胞，并给予热情鼓励。服务团被单独编成一个排，沈尔七为排长，分至教导营接受正规的军政训练。此间，沈尔七修书告慰慈母，坦言胸中志向：

“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努力，勿怪儿之不肖，并安心教养弟弟……”

三渡重洋  长眠东江

1939年初，为争取菲律宾华侨更多的援助，新四军军部委派在民运部工作的沈尔七重返菲律宾，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及艰难处境，号召各界侨胞给予新四军和祖国抗战事业以更有力的支持。沈尔七抵菲律宾后，即和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取得联系，由其进行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他向各界侨胞介绍祖国抗战形势，阐述只有团结抗日，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发动侨胞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将士；号召爱国青年回国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他的宣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旅菲侨胞又一次掀起捐款献物和报名回国参战的热潮。

很快，以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政治指导员的“菲律宾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正式组成，筹集了侨胞制作的锦旗，捐赠的款项、药品、医药器材等，并且购置了一套铜管乐器。1939年5月，慰劳团一行离开菲律宾，三日后抵达香港。鉴于香港与大陆的陆路交通已为日军所阻，慰劳团取道海防、河内，从镇南关进入广西境内，经湖南衡阳，转赴江西上饶。行军路上，沈尔七以自身经历坚定团员们的意志，并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劳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到达上饶。当时叶挺军长正在上饶，立即接见慰劳团全体成员，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到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这是沈尔七第二次带队回到祖国。

慰劳团深入前线，打着“洋鼓”，吹着“洋号”，很受部队和老百姓的欢迎。劳军后，全体团员加入新四军，编入军部教导总队。他们带回的铜管乐器则赠送军部，并帮助训练新的乐队队员。沈尔七被安排在以培训营团级干部为主要对象的第九队学习。据当时任第九队党支部书记的王直同志回忆：沈尔七在学习中积极勤奋，刻苦钻研，不怕劳累，进步很快，曾受到党支部的表扬。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他和第九队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江南前线。在苏南前线，沈尔七参加了西塔山战斗，在战斗中还帮助抢救伤员，积极做宣传鼓动工作。8月间又参加了保卫镇保公路的战斗，他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随部队勇敢冲杀。由于他作战勇敢积极，战斗结束后，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科长。

1940年10月，江南指挥部成立了江南四县（句容、溧水、镇江、丹阳）总会，沈尔七被调到总会政治部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具体情况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沈尔七再返菲岛，发动侨胞对新四军进一步的支持和援助。1940 年冬，沈尔七取道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由于他在菲律宾华侨工人中素有威望，返菲后曾一度出任菲华劳联会秘书长。当时，“皖南事变”在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沈尔七以他两次回国的亲身见闻，用生动有力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诋毁和诬蔑，宣扬新四军、八路军真诚抗战、奋力救国的伟大业绩，对于进一步在侨胞中澄清事实，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到底的信心，起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国内局势复杂严峻，日军又在加紧推行其南进政策，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沈尔七身在菲岛，心在前线。1941年11月，他第三次告别菲岛侨胞，启程回国。先在香港作短暂停留，然后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香港沦陷前进入广东省东江游击区，投身于祖国南陲的抗日疆场。

毛主席签发的光荣证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把沈尔七分配在王作尧所部的第五大队，担任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当时，东江游击队面临着日、伪、顽三方面夹击的严重局面，环境十分严峻。1942年年中，沈尔七因负伤并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住院治疗，并兼任总队医院（铁岗医院）指导员。同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187师一部，趁我军主力转移之机偷袭阳台山区的铁岗医院，制造了“铁岗事件”，残杀数十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沈尔七在敌人的偷袭面前临危不惧，组织部分伤病员掩护大队伍突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熬过寒冬的人，最知太阳暖；远离祖国的人，最觉党的亲。从离家到牺牲的十二年里，沈尔七不辞辛苦，三渡重洋，凝聚起海内外共赴国难、共御外侮的抗战力量。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为抗日救国的光明事业而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誓言。山河为碑，历史作证；斯人逝去，精神永存。如今，伟大的抗战精神早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薪火相传、历久弥新。